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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崇鑫:从我国传统文化看监察制度的发展

发布日期:2018-05-11  点击:[]次

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产生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上的一项制度,是我们祖先为人类创造的文化财富,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。绵延数千年的中国监察制度,其历史之悠久,体制之完备,经验之丰富,影响之深远是世界监察制度史上任何国家都无以伦比的。从作用上看,监察机关在国家机关体系中,处于权力制衡的位置,使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行;监察机关又以弹劾“官邪”作为重要的职掌,以确保官僚队伍的素质,维持国家的纲纪。正是由于监察机关对于国家的稳定起着一定的作用,因此历代统治者均极为重视,直到晚清官制改革时,都察院仍存而不废,甚至孙中山建立民国时也吸收历史经验,以监察院作为五院制的国家构成。

秦朝创建御史大夫府为中央监察机构,在地方设置监郡御史。汉朝在中央设御史府的同时,曾划分全国为十三部监察区,并制定了第一个专门性的地方监察法规“六条问事”,至唐代,形成了“一台三院”的体制。在御史台下设台院、殿院、察院,地方则分十道(后增至十五道)监察区。宋朝地方监察设监司和通判,直隶皇帝。明朝改御史台为都察院,地方设十三道巡按御史和各省提刑按察司,同时设督抚,形成地方三重临察网络。另外,明朝监察一大特色就是广泛推行“御史巡按地方”的制度,“巡按御史”权力极大,“大事奏裁,小事立断”。清朝将六科给事中归属都察院,科道合一,地方监察沿用明制。清朝还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《钦定合规》。

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有几个明显的特点,一是单线垂直。从中央(皇帝、君主)到地方的各级监察机构形成单线垂直(单线联系、单线领导)的相对独立体系。二地位崇高。这样一个特点使古代监察处于极为有利的位置,使监察的运作可以不必依附于行政,有效发挥了对于行政的监察。三监察法治化从西汉时的“六条问事”到唐朝《唐律疏议》和《唐六典》,再到清朝的《钦定台规》,辗转相承,不断丰富,成为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。监察法的主要内容是规定监察官的职掌范围、活动规范、行使职权的方式方法,以及违法制裁等。

十八大以来的高压反腐,使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已形成,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,这项改革既吸取了我国几千年宝贵的监察历史经验,也吸取了我们这几年反贪腐成功的经验,是是历史的需要、时代的需要。监察法颁布实施,又将为监察体制改革提供制度支撑。制定监察法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,是总结反腐败斗争经验、巩固反腐败成果的制度保障,主要任务是:一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集中统一领导。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,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,完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要举措。监察法为监察委员会履行职责、开展工作提供法治保障,在反腐败工作领域体现坚持党的领导、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。二是实现监察全覆盖。在我国,“政府”历来是广义的,而行政监察对象主要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,监察范围过窄。监察委员会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,实现由监督“狭义政府”公职人员到监督“广义政府”公职人员的转变,使监督不再有空白地带。三是整合分散的反腐败力量。组建监察委员会,整合反腐败工作力量,解决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的职能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、行政监察机关职能交叉重叠问题,有利于形成反腐败合力。四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。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措施写入法律,用留置取代“两规”措施,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法治难题,彰显了我们党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心和自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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